By 赵峰 on 2005, July 10, 3:51 PM
也许昨天你还在工作，可是，今天却由于就业限制法令的出笼，你的饭碗就被法律砸了！自由随之也受到威胁。因为，你已经是没有了“正当生活来源”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正是因为这样被逼到贫穷和犯罪的绝路。如果一个西藏或者云南的农民在北京打工，身份证遗失了，按照规定他只能在户口所在地补办，而没有身份证他就会被拘押起来然后遣送回去！等你下次补办后再从西藏赶回来吧！为了可怜的自由，你必须时时刻刻把所有的证件带在身上，等待随时可能出现的查验。你只能在战战兢兢中生活。如果遗失了也就丧失了自由，如果小偷偷偷走了，也偷走了你的自由。甚至有的城市还规定“民政部门认为应当予以收容遣送的其他人员”（昆明市），也可以被收容遣送。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就全由民政部门“认为”了！
那么，如果被收容遣送，一个公民最长可能被剥夺多久的自由呢？我们不妨看看几个城市的规定：《天津市收容遣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收容遣送站应当及时遣送被收容遣送人员，待遣时间从查明其身份或者户口所在地之日起，本市的不得超过7日；外地的不得超过1个月，其中边远地区的不得超过3个月。”如果这个人一字不识，也只会说他老家人听懂的话，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查明他的身份？这就意味着被拘押的时间加起来可以超过3个月，可能超过多少？不知道！
《洛阳市收容遣送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规定：“被收容人员留站待遣时间从查明身份和居住地之日起计算，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不得超过十五天；本省内的不得超过三十天；外省的不得超过六十天”。“已查明身份、居住地的下列人员，可适当延长留站待遣时间，但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一）经医生证明，需观察病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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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赵峰 on 2005, July 10, 3:50 PM
作者：李岩
●北京是燕国、辽、金、元、明、清等朝代的都城所在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清朝崩溃，中华民国於一九一二年初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由於当时北洋军阀的势力比较强大，大总统一职被袁世凯窃取，他指使部下搞假兵变，以此为由，赖在北京不走，又做起了洪宪皇帝的美梦。於是北京一直是北洋军阀控制下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一九二八年以後，国府将中央政府机构迁往南京，将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北平不再是中国的首都，而成为一座以文化教育事业为特色的古城。一九四九年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大明王朝。明初的北京称为北平，从一三六九年起，徐达主持重建新城，将元大都的北部城墙废弃，在南面五里处建起新城墙。一三九九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帝位，改年号永乐。永乐元年（一四○三年）北平改称北京。永乐四年明成祖下诏建北京宫殿，修城垣。永乐十五年陈圭受命负责营建北京。永乐十七年将北京南城墙南移五百多米，建在今天的前三门一线。明代的北京城经过多次修建方才定型和完善，清朝二百多年对北京城没有重大改变，基本上维持明代北京城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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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赵峰 on 2005, July 10, 3:50 PM
看了中央电视台最近一期“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节目，其中主要出场人员为中美两位市长，中国是威海的崔市长，美国是来得蒙得的艾文市长，主题围绕中美两位市长通过电视相互对话，交谈各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展开，目的是让世人了解中国，让中国人了解世界。
前半段节目无大问题，后半段节目中暴露出几个问题，令人深感惊愕和感叹。
主要问题出在中美两位市长互相邀请对方访问自己城市的环节上。双方经几次互相邀请，在美国艾文市长表现出了“吝啬”之后，中国崔市长表现出了“慷慨”。一个“慷慨”，一个“吝啬”，显现出中美两国官员的“真情”。令吉安深感惊愕和感叹的问题，就出在这“慷慨”和“吝啬”之绝然不同之上。
先讲明“慷慨”与“吝啬”的内容。美国艾文市长在高兴地接受了中国崔市长的邀请之后，“吝啬”地表示她没有访华的费用，并解释她虽然身为一市之长，但她的办公费用来自于市民的纳税钱，每一笔开支必须要对她的市民负责，访华的费用将是一笔额外开支，不在她的办公费用之列，故，她需先向有关企业募捐，获得企业的赞助之后，才能安排访华的行程，云云，十分自然、恳切。
中国崔市长在高兴地接受了美国艾文市长的访美邀请之后，没有表示任何对旅行费用的顾虑。相反，在听到上述艾文市长“吝啬”的言词之后，立刻“慷慨”地表示他将支付艾文市长访华的一切费用，在节目主持人的“辅助”之下，还一一列明包括来回机票、住宿、吃喝等全部费用，另外，还主动表示要向艾文市长赠送衣服礼品，云云，也是十分自然、恳切。中国崔市长的“慷慨”，令“吝啬”的美国艾文市长眉笑眼开，表示当晚就要打包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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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赵峰 on 2005, July 10, 3:50 PM
中国人没有反思之心，做事情只求热闹，只图暂时的社会性快感，经常会努力而执着地把一件好好的事弄到臭不可闻为止。
中国足球队好不容易出了一回线，社会上好好地热闹了一回，庆祝表彰是少不了的，报纸上的新闻连篇累、电视里的访谈前仆后继，中国媒体别的不行，造势之功倒是一流，最擅长干火上浇油、釜底添薪、锦上添花、画蛇添足之举。听说有一回米卢上飞机，全飞机的人都跑去要求跟他合影签名。乘务员担心飞机失去平衡，把他换到公务舱去。呵呵。还有人嫌热度不够，又在五里河体育场造了群星雕像。可惜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实在寒伧，虽然媒体拼命事先做好铺垫工作，什么“毕竟是历史第一遭”，什么“已经是创造历史了”，但终究没有人能成为英雄。他们在世界杯上的表现用得上一句话——“太快了，没感觉。”呵呵。后来再看到中国足球队的报道，估计很多人的感觉跟我一样，那就是四个字：臭不可闻。
同样也是非常自然的，在我们一败涂地后，我们没有半分反思之心，没有反躬自责之意，反而开始疯狂攻击起表现不俗的韩国，以抵消一无所获的尴尬，以追求虚弱心理的平衡。
“申奥”成功以后也是如此。本来确实是一件欢天喜地的事，借着“申奥”体验一把民族自豪感也无可厚非。遥想1993年失利之痛，看看2001年成功之快，对于个人来说也颇值堪回味。不知诸位可记还得，1993年9月23日深夜咱们“申奥”失败后，不但老百姓接受不了，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好像没申请成就会完蛋了似的，而且连杨澜们也傻掉了，而且连中央电视台也没有了风度。申奥失败没多少分钟，电视台里出现了播音员罗京庄严的面容，他用庄严的语调宣读了邓小平的一篇文章，好像是《我们在香港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当时我真的很奇怪，好像中国感到全世界都得罪了中国，于是想借此来发泄愤怒，要从此与全世界结仇。这次就大不一样了，因为成功了，当然就要大肆宣扬一番，以“重振民族精神”、“实现东方复兴”。
但是我的感觉是，又兴奋得过头了。“申奥”成功后屏幕上立马一遍遍打出“我们赢了！”几个大字，民众情绪马上被煽动起来。听说北京举城狂欢，长安街上人如潮水，而且是凝固的潮水，车子堵得一蹋糊涂，小喇叭叫得那个欢，而且听说连车子相撞后，车里两人非但不怪，而且下车拥抱。各地也一样，我看到电视里杭州吴山广场的某个小伙，泪流满面，仗着一股酒劲激动万分：“八年啦，八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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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赵峰 on 2005, July 10, 3:49 PM
小时候养鸡当宠物，每年总能至少养大一只。对不显性征的小鸡一律喜欢，到能分出公母时就“重女轻男”，淘汰公鸡。
这原因，基于对公鸡的“道德评估”。通过对鸡群的生活考察，我认定公鸡是非常“缺德”的贱种。
过去还没“现代化”养鸡的时候，主人鼓励鸡们自由觅食，鸡群是早晨放出，晚上主动回家。一般一家的鸡群里只留一只公鸡，这只幸运的公鸡就成为鸡群的“天然领袖”。作为有绝对权威的**者，在它“国家”里，除了奴隶、奴才，它没有一个朋友。
喂食的时候，公鸡总在中心位置，大脑袋埋在盆里扑扑愣愣挑三拣四，母鸡们挤挤蹭蹭，那地位最低的溜着边儿作贼似的逮一口是一口。要是一群鸡在土堆上刨食儿，公鸡的动作最慢最夸张。偶尔发现一点可吃的，它就大肆抄作弄到轰动“全社会”，好像全体“鸡民”靠它养活似的。它先是仰着脖子急促地发出一阵咕咕的报喜声，全体母鸡为之一振，争先恐后呼啦啦地围了过来。那只公鸡更起劲地表演开了：一边咕咕一边拽，退一步，进一步，叨一下，放一下，左摇头泯一嘴，右摆头再泯一嘴，歪头看看，伸腿扒扒……我想这哥们真是讲情意够绅士，下一步就该让哪位“女士”享用它的劳动成果了――可是，这小子脖一仰连耸几下把食儿独吞了!
“群众”被匆忙召唤过来，被它们的领袖耍一阵，听完报告看完表演后恢复平静，这种情况老是一次次地重复。它们不懂得这种制度、风气误工费时，纯粹是瞎折腾。到底是旁观者清啊，我小孩子家都明白怎么回事了，心里特气不忿。以国民经济为中心的姿态做够，它以自己的食为天，还要群众以它为天，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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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赵峰 on 2005, July 10, 3:48 PM
在最新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纲要20字准则中，爱国在众多品质中脱颖而出，成为公民最基本最首要的道德内容：如果连祖国都不爱，又如何能够对一个人提出别的道德要求呢？
中国字典中有一个令人汗颜的词汇：汉奸。在近现代中国遭受欺凌的岁月，是一大批被称作汉奸的人写下了民族历史中最屈辱黑暗的一页。在有些汉奸身上，比如著名的学者周作人，并不是没有其他道德的光辉，但是，离开了爱国这一条，所有的美德就都黯然失色了。
但是，就是爱一个人一样，爱国有很多方式，包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包括真实的和虚假的，也包括理性的和破坏性的。笔者认为，爱国需要建立在理智、真诚和行动的基础之上。尤其在当前，爱国需要走出六大误区。
误区之一：有好处就爱，没好处就不爱
有些人的逻辑是，“如果一个国家无法给某人某些他想得到的东西，他就有理由不爱国”。按照这种逻辑，汪精卫因为无法得到国民政府主席的头衔，所以“有理由不爱国”，溥仪因为得不到大清皇帝的龙椅，所以“有理由不爱国”，千千万万的汉奸和伪军们因为得不到金条、银元和美女，所以更“有理由不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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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赵峰 on 2005, July 10, 3:48 PM
我是一个农民，——一个城市人吓唬孩子“不好好念书，长大送你去当农民”这种类似骂人话中的比喻体农民，但我认为，就我这单个的农民而言，我比多数政治家——案头堆满了决策参考资料的政治家更清楚今天的中国到底有多穷，我也比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更能解释中国为什么这么穷。
我这么说，绝不是由于我拥有什么足以自信的资本，也不是我比这些处在中国顶尖级别的精英们更有智慧或更有学识——这方面恰恰相反。我这么说，是由于我比他们更清楚中国底层的实情。
说中国有多穷，当然首先是说在占全体国民八成的农民有多穷。就程度而言，我敢说，它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国家的决策者的预计。国家领导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经济的真实状况是无法摸底的。原因是，单个的农户在一年忙到头之后，尚不清楚自己的收入情况。不是他们糊涂到了这个份上，而是他们要交的税、费、摊派及统筹款、付出义务劳动工等等名目上的付出（包括显性的、隐性的付出）多得没法弄清，以至收支的帐目复杂到无法统计的地步。通常在年底时，农民们才发现自己：又辛苦地熬过了一年，所得无几，甚至常常是负数。高层领导们案头成堆的材料里，已经由基层官员注进了数不清的水分，没有人知道注进来的水到底有多少。让人想挤出来都会很难。你让他们不去注水，也难。因此，可以说，国家统计局长期相关涉农数据的汇总，是建立在基层呈报的浮夸、不实的参数之上的。
2001年，我们的九亿农民的部长——农业部陈耀邦部长居然说：总体是，我国农民已步入了小康。我不知道，他的结论，是如何得来的，是不是建立在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之上的。
如果领导、首长亲自去一线、去基层视察了，该眼见为实了吧？——要我回答的话，我会摇头。有时，事情有点像观赏魔术，凭自己的亲眼，也难保看到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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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赵峰 on 2005, July 10, 3:48 PM
一、打工仔陈胜：
替人做过小工的陈胜和吴广这两个雇农出身的戊卒，在大雨滂沱的穷乡僻壤揭竿而起，以区区九百之众向一个庞大的帝国发起了挑战。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轻举妄为，然而这把火却最终成为燎原之势，它激起了一场连锁式的全国民变。虽然陈胜及其“张楚”政权并没有能撼倒秦王朝，但他却喊出了一句足令后世记取的民权豪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历史将记取，这场推翻秦王朝暴政的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是一个普通农民首先发起的。
名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二、道人张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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